置身曼谷街头，仿佛历史重演。从2006年到2008年，再到2010年，愤怒的民众一次又一次地走上街头，希望像1992年反军政府那样，通过推翻政府的方式，实现公平与正义，寻求进步与发展，但政治动荡甚至流血换来的不是政治清明和经济繁荣，而是不断扩大的社会裂痕，以及不断错失的发展机遇。

2013年反英拉政府的街头运动，同样无法摆脱政治轮回的漩涡。事实上，粗暴地推翻英拉政府，根本无助于解决泰国问题，反而会使得非理性的政治冲突进一步加剧。因为，反他信与挺他信冲突的深层次矛盾是社会经济的发展道路问题，难以通过“零和博弈”的政治斗争方式加以解决。

20世纪60年代，泰国在军人威权政府的国家发展主义政策引领下，走上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道。90年代初，泰国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并被誉为“四小虎”之一。但是，长期以来“重城市，轻农村”政策指针，使得泰国面临严重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地区差距问题，并成为社会经济的发展瓶颈。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有关国家发展道路的“再选择”问题，开始成为泰国社会各界的重要议题。

泰国前总理、“电信大亨”他信作为新资本集团的政治代表，提出了进取性的“他信经济”道路。一方面，他通过“草根政策”切实提高中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民群体的生活水平和生产能力，缓和社会发展失衡难题；另一方面，通过深化对外开放，依托东盟一体化和中国经济顺风车，加速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欲借外力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他信执政期间，泰国社会经济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中下层民众更是深受其惠，为他信派系赢得农民群体的拥护与支持。但是，由于泰国经济发展面临瓶颈，在增加农村建设投入的同时，对其他利益群体造成了负面影响，因此在存量改革过程中引发了社会矛盾。

长期以来被边缘化的中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民群体，尽管占到总人口的近七成，但是相当贫困，根本无力承担改革成本。他信派系所代表的新资本集团尽管占有巨额财富，但很容易利用制度和法律疏漏转嫁成本。他信执政期间的改革成本，事实上主要由城市中产阶级、军人集团、官僚集团、传统产业集团等军人威权时期的既得利益集团承担，从而引起受损各方的不满。

相对于他信式道路，这些曾经的既得利益集团更倾向于泰国国王倡导的“知足经济”道路，即遵循保守性的改良方案，通过“知足常乐”的精神安抚弥合社会裂痕，规避全球化和市场化风险，自力更生而不是依托外力推动社会经济发展。2006年政变后，“反他信”阵营将“知足经济”道路写入2007年宪法，使之成为泰国法定的国家发展指针。不过，无论是2007年的他信密友沙玛领导的人民力量党政府，还是2011年他信幺妹英拉领导的为泰党政府，都在继续沿着“他信经济”道路前进。

以此次反对派弹劾英拉政府的重要理由——大米保护价收购政策为例，该政策或许在执行过程中存在问题，但它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避免谷贱伤农，因此成为他信派系在“30泰铢治百病”“农村发展基金”“农民延期偿还债务”等政策之后的又一重要举措。

泰国面临的问题需要从经济发展中找出路，分配矛盾即“切蛋糕”问题，唯有在增量改革即“做大蛋糕”过程中才可能得到有效化解。英拉政府上台后，积极开展对外经贸合作，尤其注重搭乘中国经济顺风车，试图借助外力突破泰国经济发展瓶颈。中泰两国“大米换高铁”的合作项目，有助于泰国政府进一步完善大米保护价收购政策，使之更具可行性和可持续性。

因此，泰国政治要摆脱街头运动的轮回，不仅有赖于冲突各方的心胸，更考验着各方领导者的发展眼光与政治责任感。泰国正处在社会经济转型与发展的紧要关头，如果无法借助东盟一体化和中国经济外溢效应的有利条件完成结构调整，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那就很可能在街头政治无休止的内耗中，错失历史机遇。